人生不如意 當讀韓昌黎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文工字匠　　

    嶺南的荔枝年年紅透時，長安城的舊碑文總在雨中泛著青光。韓愈的名字刻在那些石碑上，卻活在千年不絕的爭論里。這個被蘇軾稱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文人，骨子里始終是個執拗的河南少年——敢為天下先，甘作獨行人。

　　        諫迎佛骨的獨行者

　　元和十四年的長安春日，朱雀大街上飄滿香氣。當百官跪迎佛骨時，只有那個從刑部侍郎位置上站出來的身影顯得格外刺目。《論佛骨表》上的墨跡未干，韓愈已經算到自己的結局。他何嘗不知忠言逆耳的古訓？只是那“欲為圣明除弊事”的執念，讓他把烏紗帽擲向了命運的賭桌。

　　潮州路上的瘴氣熏黑了官服，八千里外蠻荒之地的鱷魚卻在月光下聽懂了中原雅音。這個被貶謫的罪臣，在嶺南瘴癘之地辦學堂、驅鱷魚、教農耕，把流放地變成了文明的前哨站。后人多記得《祭鱷魚文》的奇絕，卻少有人體會他寫“刺史雖駑弱，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”時，那份孤獨的驕傲。

　　        古文運動的守夜人

　　洛陽城里牡丹最盛的時節，韓愈的院子里總堆著退回來的文稿。當駢體文統治文壇時，他偏要用散句單行的文字撞擊時代的鐵幕。柳宗元說他“抗顏而為師”，學生們卻記得那個在燭光下反復修改《師說》的身影：“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。”

　　在汴州軍營的深夜里，這個被嘲笑為“韓窮”的節度推官，正在用《進學解》解剖自己的靈魂：“業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毀于隨。”那些被門閥士族壟斷的圣賢之道，經他之手變成了平民子弟的燈火。蘇軾后來在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里看破了這份孤勇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。”

　　        風雪藍關的啟示者

　　秦嶺的雪落在韓愈的驢背上時，他正寫著“云橫秦嶺家何在”的絕唱。被貶潮州的路上，十二歲的女兒死在驛館，他卻把喪女之痛化作了《祭女挐女文》里的清醒：“嗚呼！汝病吾不知時，汝歿吾不知日。”這種將私人悲苦升華為關懷的能力，正是后世文人最稀缺的品質。

　　今天的讀者翻開《韓昌黎集》，會發現那些曾經驚世駭俗的文字里，藏著一個現代人最需要的精神抗體。當我們在職場遭遇不公時，他早用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說過“與其有譽于前，孰若無毀于其后”；當我們困惑于堅持的意義時，他在《伯夷頌》里寫下“士之特立獨行，適于義而已”。

　　        千年后的精神鏡像

　　廣州韓文公祠的香火至今不斷，但現代人真正該祭奠的，是那種“知其不可而為之”的勇氣。這個在官場九死一生卻從未圓滑的文人，這個革新文體不怕被嘲笑的改革者，用一生詮釋了什么是“雖千萬人吾往矣”。

　　長安城的月光照過太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，唯有韓愈這樣的孤勇者，能在歷史的長河里激起永不消退的漣漪。當我們抱怨時代浮躁時，不妨讀讀他寫給年輕人的話：“無望其速成，無誘于勢利。”這位大唐的詩人，留給世人的不僅是傳世文章，更是一面照見靈魂的銅鏡——在妥協成風的年代里，做個不妥協的人需要怎樣的代價與榮光。

　　人生不如意時，當讀韓昌黎。不是為學他的文采，而是為那份“破屋數間而已矣”的豁達，為那種“焚膏油以繼晷”的堅持，更為那個在風雪藍關上獨自前行的背影——那是一個民族精神海拔的永恒坐標。